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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芯片事件”沒那麼簡單 中國面臨历史抉擇

                                                                            2018-06-04

 


  從北京磋商的“坦誠、高效、富有建設性”,到華盛頓磋商的“積極、務實、富有建設性和成果”,中美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征關稅。

  顯而易見,中美兩國的共同努力已經起了“化學反應”,成功避免了一次雙輸。

  但在這次屢屢放狠話、拉清單的對峙背後,人們應該會想,如果下一次類似情況发生怎麼辦?畢竟這種對峙像是一次體檢,暴露出中國產業发展的一些問題。

 

  缺“芯”之痛剝去了一層關于“中國制造”驕傲的新衣,也讓人意識到單靠共享單車和在線外賣難以挺起中國制造的脊梁,飛上云霄的房地產和金融業沒法應對制造短板。

  而在“紮芯時間”前十年,中國由于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也曾出現“八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窘境。

  芯片是小個子的“國之重器”,如果不能掌握這方面的生產能力,很可能在關鍵時刻受制于人。

  然而,仍然有不少人認為,在目前的國際貿易規則下有可能以低成本的方式買到芯片,自主研发費時費力。

  究竟是是自主研发還是低成本進口,從发展經濟學的角度看,其實是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兩種发展思路之爭。

  1

  進口替代一度折戟,出口導向也非萬應良藥

  對于立志經濟起飛的发展中國家來說,要實現工業化一度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

  進口替代戰略是指用本國產品來替代進口品,促進本國工業化的戰略。

  拉美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曾普遍采用進口替代戰略,比如,從上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巴西就一直采取這種发展模式。尤其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拉美不少經濟體的发展速度都超過了西方工業化國家。不過進口替代戰略的美譽沒能一直持續,隨著上世紀80年代後拉美國家陸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進口替代戰略遭到不少詬病,也被認為是造成拉美失落十年的罪魁禍首。

  進口替代戰略致力于通過國有化、對農業和发電等重要行業提供補貼、增加稅收以及高度保護貿易政策,带動經濟发展,但這些措施由于成本高且效率低而廣為詬病。

  相形之下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解決這些問題做得較好,它們選擇的是出口導向的发展戰略。

  在发展經濟學中,出口導向是指利用國外資源與開拓國際市場,以生產有比較優勢的出口產品來带動本國經濟的发展模式。無論是戰後亞洲最先崛起的日本,還是最後沿著“雁陣模式”實現騰飛的“亞洲四小龍”,再到越南和泰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都遵循這一发展路徑取得成功。

  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後,東亞和拉美在經濟发展方面差距被拉大,這讓不少人得出結論——“開放、外向型的”出口導向模式要優于“封閉、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模式。這一論斷甚至還獲得了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官方認可”。

  1989年,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旨在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銀行的支持。

  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上述各機構達成共識的十條政策措施,由于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就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也被稱作“華盛頓共識”。

  從那之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堅持向後发國家“推銷”以全球市場為導向的全球市場自由化結構調整方案,出口導向也成為新興市場的“成功模板”。

  但是,後來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經濟轉軌政策的失敗,證明以出口導向為指引的“華盛頓共識”並非萬應良藥。

  十年後,在美國次貸危機、全球信貸危機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干脆稱“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

  而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先後做出了退出TPP、重新審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違反WTO規則對別國发動貿易戰等一系列舉措,破壞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市場規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最嚴峻的挑戰。

  2

  “出口導向”對中國四十年產業发展卓有成效

 

  就中國來說,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是主要實施出口導向发展的四十年。這期間出口一直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利用低成本勞動力資源的優勢,逐步打造出影響力巨大的“世界工廠”,成為全球貿易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在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之初,发展兩頭在外的加工型產業成了很多地方政府引進外資的主要目標。尤其是本世紀初加入WTO後,中國一方面享受“入世紅利”,一方面也減少外資進入國內市場的限制,方便外資投資辦廠,同時出台出口導向的配套政策來吸引外資。中國每年的貿易順差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在低工資、低人民币匯率和退稅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出口導向產業发展卓有成效。

  當前,中國經濟要怎麼发展,如何避免走彎路,是需要直面的問題。

  比貿易順差更引人矚目的是宏觀經濟數據。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206.4億美元增長到4.41萬億美元,由世界第22位躍居世界首位。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2位。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堪稱奇跡。其增速之快、增長持續時間之長,證明中國借助出口導向型发展戰略行之有效,中國分享了全球化的經濟紅利,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

  當然,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後,外貿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已經開始減弱,因此中國逐步推進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以培養經濟发展的新動能。這既是中國經濟持續发展的需要,也是應對國際貿易形勢惡化的客觀需求。

  尤其是近來特朗普頻繁揮動“301大棒”更讓中國感到出口導向的危機和轉變发展模式的必要。特朗普紮下“貿易藩籬”的行為讓世界瞠目結舌,他不僅熱衷于在美國邊界築牆,也積極在自由貿易領域添加障礙。其一次次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已經嚴重傷害了世界貿易組織的通行原則,揮舞“301”大棒並屢次提高對華貿易戰的威脅調門,更是置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正常的貿易往來于不顧。

  美國的制裁清單瞄准《中國制造2025》規劃中重點发展的高新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領域,但卻沒有能力像《三體》里的“智子”一樣為中國的发展加上“科技鎖”。近兩年經濟結構轉型讓中國在應對這類威脅時更有底氣。

  當然,面對特朗普豎起“貿易藩籬”的行為,中國最有力的應對方式還是更加開放。雖然國際貿易環境遭遇逆流,但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不會動搖,開放的大門也只會越開越大。用更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以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可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這都會讓中國受益,也會讓中國的貿易夥伴受益。

  與美國破壞貿易規則的單邊主義行徑相比,中國負責任的行為對維護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維護經濟全球化進程至關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開放會讓世界變得更平,但是,用制裁清單構建“貿易藩籬”的人會被拒之門外。

  3

  中國在重要領域實行“進口替代”如何少走彎路?

  十多年前,全球化大踏步向前推進時,全球主義者熱捧之下,不少人欣喜地宣布世界是平的。畢竟自由貿易規則带來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世界各國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系在一起。

  不過,事實證明歡呼聲來得有些太早。貿易保護主義回潮,出口導向的貿易環境惡化,讓一度被打入冷宮的進口替代戰略也被重新反思。

  對中小型經濟體來說,完全依賴國際市場與國際分工確實可以獲得发展的動力。但是,大型經濟體卻還是要兩條腿走路才穩妥。因此,中國一直強調在經濟发展中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由于“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簡稱,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的國際組織。正式名稱為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禁運始終存在,也迫使中國在注重出口的同時,一直沒有放松本國的產業升級,在一些重要領域注重研发填補進口的不足。

 

  經過“市場換技術”這一彎路之後,中國本土供應商對外國出口商的替代效應正在增多。比如,經過精心培養,擁有獨立知識產權的高鐵和核反應堆,已經成為“中國制造”新的名片。即使在相對落後的汽車行業,在毫米波雷達等一些細分領域,中國技術也已經逐漸形成突破,並從之前的國際供應商手中慢慢搶下市場。

  注:“市場換技術”是過去30多年來我國汽車產業发展的主導策略。這一思路本意是讓外國技術隨同其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縮短走完“學習曲線”所需要的時間來提高技術能力,但事實上市場培育出來了,技術卻沒有都學到。

  在這次中興的“紮芯事件”前十年,中國其實也遭遇過類似尷尬。當時,由于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出現了“八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窘境。

  還好,這種情況正在逐漸改進。如果已見眉目的C919大飛機成功實現量產,就意味著中國“用八億件襯衫才換一架波音飛機”的尷尬將徹底終結,同時也將打破長期由歐美壟斷的大飛機市場。雖然有人質疑,C919的核心发動機等部件全都來自“進口”,不算“國產貨”。但目前C919飛機整體國產化率可達50%以上,其中包括國內企業和國內外合資企業在國內的本土化生產,而且國產化率還會不斷提高。

  中國的大飛機進口替代花了10多年時間,打造“中國芯”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但在此類關鍵領域,無論時間還是資金投入都不會成為障礙。這一過程中困難的不僅是研发與技術積累,還有如何從總體上避免當年拉美國家在進口替代方面走過的一些彎路。

  第一,應該明確技術升級轉型並非一帆風順,除了技術積累外,還面臨來自國外的封鎖甚至打壓,對困難要充分估計,才能堅持得出成果。

  《中國制造2025》要在先進微芯片、無人駕駛汽車和機器人等行業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參與者,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去年9月在一次有關技術信息的发言中直接指出:“有一些美國公司太傾向于向我們潛在的敵對國家分享技術。”他的這一发言被認為是針對中國。面對此類言論和行為,只有在足夠的信心和勇氣加持下,才能不半途而廢,完成艱苦的進口替代目標。

  第二,要將長遠利益和短期收益結合起來制定計劃。

  進口替代戰略追求的是長期的利益,即為了經濟上的自力更生,擺脫對國外市場的經濟依賴。但是,這種戰略不能很好地照顧和利用短期內的比較優勢,往往不考慮完備的生產技術條件和市場需求條件就上馬一些新興產業項目,其短期內的社會代價和經濟代價是高昂的。而且,即使形成技術突破,在形成規模效益前也還需要精心培育。當然,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有助于縮減規模效益產生的時間。

  第三,積極完成進口替代的同時,也繼續重視開放和國外市場。

  中國是真正希望擴大進口,促進經常項目收支平衡。而且,中國也不會關起門來搞建設。“一带一路”倡議就是全球化課題中的一部分,這樣有助于世界分享中國產業升級後的发展成果,實現互利共贏。從這個角度講,當“中國芯”成功出現後,市場的力量也會積極推動其成為“世界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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